——广州分行离休干部白明智回忆录之二

作者情况：熊承庆，中共党员，退休前任原人民银行南京市分行金融研究室主任科员。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历史的硝烟尚未散尽，在虎踞龙盘的金陵古城，一个新型的人民金融机构宣告诞生了。我作为当年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的一名刚毕业的青年学生，光荣的成为了新成立的人民银行的一员，有幸经历了那天翻地覆的历史巨变中细节点滴，是我一生的骄傲和荣幸。作为工作在基层第一线的普通员工，对人民银行的宏观运筹，难以综观全局，但作为历史转折细节的见证者，六十多年过去了，回忆起来，依然历历在目……

新中国新型货币金融体系迎接解放初战告捷

1949年4月23日，南京人民喜迎解放。刘伯承司令首任南京市军管会主任。在接管蒋家王朝的中、交、农等国有银行后，于5月2日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直属总行管辖。南京解放初期国民党遗留下来的恶性通货膨胀影响尚未消除，市场上有些不法商人囤积居奇，投机倒把哄抬物价，干扰经济生活秩序。人民银行南京分行建立伊始，首要任务就是积极宣传党的财经方针政策，贯彻总行指示：在市场上排除国民党金元券，禁止银元投机买卖和流通，让人民币独占市场，建立新的货币金融秩序。五月初，市军管会颁布《关于人民币为流通币公告》，南京分行受权对金元券实施“排除为主，收兑为辅”的方针，对贫苦市民、工人学生和公教人员进行有限额的收兑，每人不得超过人民币二百元，全市共设33个收兑处，四天共收兑金元券876.6亿元，兑出人民币（旧币）1298万元，顺利完成人民币及时占领市场的任务。

为了保障广大群众生活切身利益，免受物价波动影响，南京分行执行总行决定，于49年6月举办折实单位保值储蓄存款，即以龙头白布一尺；中熟米一升、豆油一两，淮南煤一斤为一个折实单位，由银行根据南京市前一天四种实物的价格标准统计确定，每日在《新华日报》公布，当时最低牌价271元，最高牌价6386元，储蓄存款支取时，如折实单位牌价上升，则按牌价保值支付本息；如折实单位牌价不变或下降，则按原存金额支付本息，银行举办折实保值储蓄存款，在社会上引起热烈反响，受到广大群众欢迎，纷纷前来银行参加，经常出现排队情况，而过去曾经在商店门前排队购买米、油等物的情况也相应消失了。

人民银行举办折实保值储蓄，这在中国金融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创举，它向世人表明共产党、人民政府有决心，也有能力维护群众切身利益，保持市场物价稳定。南京市折实保值储蓄逐年显著上升，1952年底余额达1180.4亿元（旧币），比1949年增加36.3倍。

中国人民银行首任行长南汉宸，在1949年10月来南京（直辖市）视察工作，到银行基层营业部，储蓄所亲切看望职工，并作了《关于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在南京大学礼堂）精辟地阐述了新中国正面临着恢复发展经济的大好形势以及国家授权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人民币，坚持经济发行，计划发行，统一集中发行“三原则”，使人民币的发行，流通成为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

建国初期的历史关键时刻，正是中国人民银行切实遵循党的正确财经方针和货币政策，使得国家在三年经济恢复时期，顺利实现生产逐步发展，就业人口增加，市场物价稳定。并为新中国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条件。可谓功不可没！

回顾当年经历，我们初出茅庐，工作实践在银行基层第一线，实在是难能可贵地上了一堂生动而现实的社会主义教育课！

文革动乱人民银行成为战胜各种艰难的坚强堡垒

1966年5月，全国开展文化大革命，造反派夺权，社会生产和工作秩序被打乱，有的单位在银行账户上套取现金滥发奖金福利费等等，使银行在贯彻金融制度工作中遇到许多困难。1968年党中央、国务院发布指示，要求各部门、各单位必须遵守财经纪律，服从银行对单位的资金管理监督，刹住经济主义歪风。此后，情况虽有所好转。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随着运动的延伸，四人帮的不断破坏捣乱，银行正常业务工作又反复受到干扰甚至受到冲击。记得某日，市运输公司开支票来银行柜面要提取大量现金，经审核，是擅自挪用公积金，滥发工资奖金，于是拒付退票。不久该公司数十名造反派扛着队旗、手持长矛大刀，棍棒，押着会计气势汹汹来到银行要求付款。他们摇旗呐喊，说银行压制革命群众并扬言，若再不付款就要冲击银行金库……情势十分紧张，因我当时负责资金监督审批工作，造反派代表对我进行威胁围攻后，又找到驻银行军代表要求批准支付。军代表俞海涛，支持我的意见，拒绝支付，接着他们指责银行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求去上级军管会申诉仲裁。于是数十名手持长矛大刀的造反派，不由分说将我和军代表前呼后拥押送到鼓楼区军管会，马路上围观群众上百人，区军管会主任许德厚（军区工程兵副司令）在会议室接待他们，我和老俞则被关在一小房间内，门外有两名造反派看守，老俞是炮兵连长，刚从福建炮击金门前线调来南京。他很镇定自若，见我情绪焦虑沮丧就说：“怕个啥？我参加过淮海战役，抗美援朝，这点长矛大刀算什么？他们造反伸手乱要钱肯定是错误的……”。从上午11点多钟到下午1点，申诉仍未结束，看守者从窗口送来两只馒头，我们拒收以示抗议，直到下午2时，许司令员严肃地宣布仲裁结果：“银行拒付是执行中央政策法令，应该服从，冲击银行是绝不允许的……”。于是我们又回到银行岗位。

1970年7月邓小平复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全国财政银行工作会议上提出：“要解决不讲经济核算，不要积累等错误观点”。1971年3月又召开全国计划会议，布置对经济进行治理整顿，我们主动深入到各重点单位，宣传中央会议精神及银行贯彻执行政策制度的要求，并争取市委会的领导和支持，在工程兵司令部大礼堂，组织召开“抓革命促生产，狠刹经济主义歪风大会”，共有单位军代表、群众组织代表、财务会计千余人参加，会上，有的介绍发动群众抓革命促生产的经验体会，有的介绍执行财经纪律的好人好事，有的表决心要以实际行动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毛主席指示……。会场气氛热烈，效果良好，接着我们还起草《关于加强现金管理》、《加强工资基金管理》两个文件，由南京市革委会颁发，并先后对全市2480多个单位重新核实库存现金限额和工资基金计划，为进一步做好金融管理监督工作创造有利条件。

根据周总理“要坚持金融管理，在适当时期召开全国银行工作会议”的指示，1972年5月，总行在烟台召开预备会议，并派计划局王喜义处长来江苏指导南京人行总结工作经验，形成题为《加强工资基金管理切实为国家守计划把口子》的经验材料（全国银行工作会议经验介绍材料之37）。省分行林副行长于9月初去北京出席工作会议，会上布置了有关财政银行资金实行分口管理，以及南京、南昌、南平市人行的关于加强工资基金管理经验交流，时称“三南经验”受到上级和兄弟银行的好评。令人愤慨的是由于四人帮的不断破坏捣乱，邓小平同志几起几落，张春桥竟然颠倒黑白，攻击周总理，污蔑这次全国银行工作会议是“复僻回潮的黑样板……”

然而，历史的车轮还是在前进，1975年小平同志再度复出，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整顿，并作出：“要理直气壮地抓好银行工作”的指示。人民银行在艰巨复杂的环境中忠于职守，形成一个坚强不屈的战斗堡垒，排除了各种困难，取得工作胜利，四人帮倒行逆施，必然落得可耻失败的下场！